第5章 冀中南地区近代天主教堂本土化探讨及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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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京津以南天主教堂古建筑特点分析（←点击返回查看其余6篇）
　　【第一章】河北中南部近代教堂建筑探究绪论
　　【第二章】天主教在冀中南地区的传播及教堂分布现状
　　【第三章】冀中南地区近代天主教堂发展历程
　　【4.1-4.2】冀中南地区教堂建筑的群体布局研究
　　【4.3】冀中南地区近代天主教堂建筑单体研究
　　【4.4-4.5】冀中南天主教堂建筑特征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五章】冀中南地区天主教堂本土化探讨及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河北省天主教建筑物设计特征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5.1、冀中南近代天主教堂本土化探讨

　　冀中南地区近代天主教堂的传入已有 400 余年的历史，作为一种舶来的建筑形式，其在冀中南地区的传播、发展，经历了较长时间本土化的过程，最终成为我国近代建筑的重要类型。冀中南近代天主教堂本土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碰撞、融合到取得平衡，不仅受到两种文化自身的相互作用，同时也受到中西双方综合实力差距的影响，中西双方综合实力的差距直接影响到天主教的传教政策及教堂的建造情况。

　　5.1.1、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探讨

　　天主教先后三次传入我国，前两次传入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但终究中断，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规模传承下来。明代中叶天主教第三次传入我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连续不间断的传播，直至近代，历经四百余年。

　　作为外来宗教，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与同样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过程比较，更能反映出天主教本土化的特点，笔者按传教时间的先后分别对三个宗教的本土化特点进行分析、归纳、比较：

　　（1）佛教的本土化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时至今日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其融入中华文化的过程亦十分曲折。儒家文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逐渐成为了受朝廷认可的主流文化，儒佛之争成为佛教东来后的第一次冲突。面对种种对佛教的质疑与责难，牟融的《理惑论》对此进行了一一辩解，同时对佛、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应，《理惑论》成为最早调和佛教与儒、道关系的着述。

　　随着佛教传播的深入，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中印僧人不远万里引进、传播佛学，并把佛学精髓融入儒家文化，深入百姓生活，成为佛教本土化的重要途径。

　　佛教的本土化并非一帆风顺，除了早期的争议与责难外，后期三武灭佛成为佛教史上的灾难。

　　佛教经过千余年的本土化过程，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儒、道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影响深远。

　　（2）伊斯兰教的本土化

　　盛唐的长安，经济繁荣，包容开放，成为西域各国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伊斯兰教便是伴随着唐代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传入到中国。随着西域人口的不断向内地迁徙、定居，及与内地人口通婚，伊斯兰教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发展，丝绸之路沿线成为伊斯兰教的主要影响区域。

　　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过程同时也是伊斯兰教的儒学化过程，与儒家文化寻找“同源性”

　　与“互补性”，强调与儒家文化教理相通，且互为补充。明清时期，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着名伊斯兰学者纷纷着书立说，以儒释经，创造了一种中国化的伊斯兰教，为回族与汉族社会的协调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推动了回汉民族的融合。

　　伊斯兰教的皈依方式较为特殊，多为民族或部落的群体行为，因此伊斯兰教对我国西北地区影响颇深。

　　（3）天主教的本土化

　　天主教先后三次传入中国，前两次均中断，其本土化过程在第三次传入时才真正开始。明朝中叶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组织进入内地传教，多次碰壁，传教活动难以展开。万历年间以传教士利玛窦为主要代表来到中国，他们改变了以往生硬的传教方式，开始尊重中国传统习俗，尊崇孔孟之道，并把自身的生活起居按照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进行调整。将天主教义与儒家文化结合，是天主教传教方式的重要改变，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是天主教的本土化的重要过程。

　　康熙年间，由于传教士内部产生传教策略上的分歧，中西出现“礼仪之争”，由此导致“百年禁教”的开始，第三次本土化进程中断，传教活动转入地下。

　　鸦片战争后,天主教等凭借战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传教的权利，以开展教会医院、学校等世俗活动为主要方式，取得当地民众的信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百姓生活更加贫苦，在精神上更易接受外来宗教以作精神寄托，为天主教的传播发展提供了契机。

　　综上所述，笔者总结同样作为外来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的本土化过程具有各自特点：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分别伴随文化、经济、军事 3 种方式传播发展，佛教传播中国高僧不远万里求取真经，印度僧人亦不辞辛劳来中国传播佛法；伊斯兰教则以经济交往进行传播，同时伴随着经济交往过程中的人口迁徙和民族通婚。而天主教则在第三次传播失败之后，以军事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强行进行传教。因此，佛教、伊斯兰教是以和平方式进行传播和本土化，而天主教则是一种非和平的方式进行传播和本土化。

　　基于传播方式和本土化过程的不同，三个外来宗教对我国的影响亦不同（表 5-1）。

　　佛教文化经过长期的传承交流、吸收融合，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伊斯兰教因经济交流的区域性，对我国西北甘、宁、新、青等省区约十个民族影响颇深；天主教因早期以强势姿态进入，时间较短且本土化未成熟，故其影响范围虽广但影响程度不深。

表5- 1 三种外来宗教本土化对比

　　5.1.2、冀中南地区近代天主教堂的本土化特征

　　西方天主教堂多以天主教教义为基础进行建造，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方式迥然不同，因此从传入伊始便带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主要体现在布局方式、建筑形式、建构方式、细部装饰四个方面。笔者在第三章虽已做详细阐述，但未提出本土化特征，此处从本土化特征角度做总结提炼与补充。

　　（1）布局方式

　　西方教堂多以城市广场为核心，教堂具有统领作用，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中心。而中国传统城市深受《考工记》“九经九纬、东庙西市、前朝后殿”的规划手法影响，城市形态以街巷、院落为特征，没有“广场”这一公共空间形式。因此，西方教堂进入冀中南地区后，封闭的院落空间立即取代了西方开放的广场空间与教堂建筑的空间组合关系。（表 5-2）（2）建筑形式。

　　建筑形式的本土化主要体现在平面的简化、主立面折中、内部空间的弱化等方面。

　　平面形式多对传统的拉丁十字予以变化，或横厅两翼被削弱，或直接采用长方形平面；主立面多作折中式，罗马式教堂主立面构图是早期哥特式主立面构图特点，哥特式教堂多以尖塔作为标志，或三塔，或双塔，或一塔作为主导；内部空间缩小了西方“神”的空间，更加符合人的尺度，西方教堂典型的广场—入口—中厅—祭坛—圣坛—祭具室的空间序列简化，多以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其他立面形式简化，等级较高的教堂立面较为丰富，等级较低的教堂则直接体现当地传统建筑立面特点；教堂主体屋顶基本上为双坡屋顶，等级较高的教堂凸出于主体的圣坛空间亦为坡屋顶，均以灰瓦覆顶，檐口处多以当地传统叠涩方式处理，屋顶排水甚至完全采用本土化做法，门窗多为半圆券门、拱窗，或尖券门、窗。（表 5-3）

表 5- 2 冀中南地区近代天主教堂院落空间统计

表 5- 3 主要教堂的侧立面及屋顶形式

　　（3）建构方式

　　西方传统教堂以石材为主要建筑材料，而冀中南地区近代天主教堂则取材于当地，以砖、木、瓦为主，少量石材应用于墙垛、栏板、道路等。教堂主体多以当地青砖砌筑，屋顶覆以灰瓦，木应用支撑柱、木屋架等。在建构技术方面，是以当地传统营造技术复原西方教堂的建筑特征，舍弃复杂的飞券、扶壁等，采用砖木结构、当地传统砌筑方式，处理西方教堂建筑中一些特殊建构元素。笔者于第三章已详细阐述，此处不再赘述。

　　（4）细部装饰

　　冀中南地区近代天主教堂将西方教堂里强烈的透视门、纷繁复杂的玫瑰窗、通高的彩色玻璃长窗大大简化，只保留的基本的门窗形式，一是由于资金有限，建造周期短，二是东西方审美差异的不同与装饰材料的缺乏也导致细部特征被简化。除门窗形式被简化之外，教堂还大量运用中国传统的匾额、楹联等民俗装饰，用文字性的装饰标识自身，以顺应民众阅读性的心理，是以本土化装饰为载体表达天主教义的重要方式（表 5-4）。

表 5- 4 主要教堂匾额、楹联装饰

　　5.2、冀中南地区天主教堂的当代价值

　　5.2.1、建筑语汇的丰富

　　中国北方传统建筑历经千年发展演变，形成了独特的建筑体系，是我国地域建筑的重要代表，亦是世界建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哲学思想更是独树一帜。

　　西方天主教堂的进入，将西方教堂的典型特征与当地传统建筑营造形式融为一体，其典型的折中主义风格与当地传统的建筑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对西方教堂的建筑形制加以改造，通过本土化的建造方式，以西方宗教文化为内涵，当地传统建筑营造技术为手段，中西风格杂糅并置的建筑形式为特征，形成了独特的建筑语汇。同时，教堂建筑打破了传承千年的建筑肌理，成为散布在整个冀中南建筑底图的异型。

　　现存天主教堂是冀中南地区独特建筑语汇的遗存，对研究当时整个冀中南地区教堂的文化内涵、建造方式、本土化特征及西方建筑特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5.2.2、宗教文化的延续

　　冀中南地区近代天主教堂是天主教在冀中南地区萌芽、传播、发展的重要载体，不仅见证了特殊历史时期下冀中南地区的宗教发展历程，同时也是当代我国开展独立自主宗教政策的重要见证者。随着建国后我国宗教政策的不断推行，冀中南地区现存近代天主教堂作为宗教文化的载体，不仅保存了宗教文化的种子，更开启了新时代天主教宗教文化在冀中南地区的新篇章，是冀中南地区宗教文化的延续。

　　5.2.3、城市人文复兴的起点

　　现存教堂是冀中南地区重要的建筑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与建筑文化价值，是构成现代城市人文景观的重要实物，直接反应了城市的历史厚度。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冀中南地区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经济建设、生态保护等方面承担了重要的历史任务，更在京津冀文化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自明清以来，京津冀文化联系紧密，相互影响，是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文化版块。如今京、津文化日益繁荣，独河北文化建设相对落后，加强河北文化建设，实现京津冀文化的协同发展势在必行。

　　冀中南地区城市人文复兴是其中重要内容。教堂做为独特的建筑文化遗产，应与其他人文景观一道，由点成线，由线成面，首先带动街区的人文繁荣，进而带动整个城市的人文复兴，城市的人文复兴促进整个冀中南区域的人文复兴，从而实现京、津、冀的文化联动。教堂建筑作为独特的文化载体，是城市人文复兴的起点。

　　5.3、本章小结

　　本章以近代天主教本土化过程为线索，横向对比同样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过程，分别探讨了三个外来宗教本土化的特点及影响，从而说明天主教本土化的特殊性；以天主教本土化过程为背景，进而挖掘教堂的本土化特征，及本土化特征的形成因素；作为冀中南地区遗存的建筑文化遗产，要保护并发挥其在新形势下的当代价值，笔者从建筑语汇的丰富、宗教文化的延续、城市人文复兴的起点三个方面阐述了遗存教堂对建筑、宗教、城市人文复兴的重要意义，期望以百年遗存为起点，在构建城市文脉，弥补城市文化缺失方面发挥作用，百年之后，再萌新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