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短暂春天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初创的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为大众传播活动的研究应该着眼于宏观的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即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从媒介机构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的相互作用角度出发强调以一种历史的、制度的方法理解传播活动，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经济现象，特别是关注权力的问题。早期的代表作有斯迈思的《论传播政治经济学》等着作。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急剧变化，西方国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传播政治经济学有了大量现实课题而蓬勃发展起来，代表作有席勒的《大众传播与美国》，加纳姆的《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等。

　　文化研究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英国，他们关注的是媒介文本意义以及大众对文本的解读。他们主要分析、揭示包括文体在内的文化环境中的阶级、性别、民族等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研究都曾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二者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层面的论述，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总是建立在对物质关系的关注的基础之上的观点。

　　他们认为政府不是一个中立者并且也不是民主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代表，制度的偏见导致资本的倾斜并作为一个阶级系统存在。他们批判在阶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对大众进行思想上的统治，而大众传媒成了一种宣传手段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希望通过从思想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的批判从而与资本主义制度划清界限，最终达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的目的。由于以上方面，加之批判学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主流学派的批判上，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保持了一种和平共处甚至共同对抗经验主义的关系。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针锋相对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传播政治经济学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主要研究大众传播业的生产、流通、消费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又是如何来影响大众传播业的。而文化研究在经历随着文本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而细化意识形态以及统治与被统治概念从针对阶级扩大到了包括种族和性别两次转向后，二者研究中心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在1990年伊利诺伊大学举办“文化研究”会议之后出版的文集宣告两者关系的彻底破裂。自此，二者进入了互相批判和对抗的时期。

　　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观点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1政治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是决定因素。他们强调经济力量对大众传播活动的影响，尤其是通过对媒介组织的考察、研究媒介生产来论证媒介私有权极大影响大众传播以及由此给公众利益、社会民主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组织模式，它的突出特点是被一种交换关系-这种抽象系统所主宰。同时，政治经济学批驳文化研究拒绝思考文化背后的经济动力问题，如加纳姆批判文化研究过于文化研究，而不注重政治经济学。物质产品之所以具有主宰地位只是因为劳动活动的盈余使得其他形式的人类活动可以被继续从事，因此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的，并且是被物质产品所决定的，这是基本原则。物理再生产的需求的盈余越大，上层建筑的独立性也就越强，上层建筑体系中可能的变量及差异也就越大，提供物质生产的模式是为了保证必要的盈余。在这一意义上，上层建筑/文化知识处于次要地位，并且是附属品。

　　然而，文化研究认为政治经济学为简化主义、经济决定论。认为政治经济学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经济当作最终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把生产简化为雇佣劳动，把资本主义看作是雇佣的制度，除了阶级矛盾没有其他矛盾。文化研究坚持自身不拒绝政治经济学本身-有关资本主义的讨论一直是他们的研究中心，而是拒绝特定的政治经济学家实践政治经济学的方式。他们认为自身避免对于经济进行具体的关注，部分是因为害怕重新回到简化模式。此外，他们也认为大众文化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不受制于经济决定论。

　　2政治经济学指责文化研究假定所有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群体的文化实践与统治结构相冲突，因此对民粹主义、大众文化采取了无批判的态度，放弃了反抗的任务。正如马克思自己指出的那样，每一种经济都是一个时间经济。他们坚持即使是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物质约束条件对个人直接产生作用的情况。文化再生产要被物质拥有者所掌管，劳动者也要把自己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他们的劳动时间也由资本家所决定。

　　文化研究批判文化精英主义排斥工人阶级文化思想。文化研究认为意识形态和大众的社会经验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文化就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被动顺从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抗争的积极主体。

　　文化研究拒绝假设人们是文化上的被操控者，被媒介或者资本主义所操控。同时，文化研究积极推动通俗文化研究合法化和开展对媒体文化制品的研究，这就使它转向对通俗文化的研究，从而远离了“高雅”文化。

　　3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政治经济学把其分析的逻辑起点根植于社会制度结构中，权利在他们的眼里不仅是实现利益的手段，更是一种控制社会的工具。他们强调结构形式的重要性，致力于描述和分析影响传播商品生产、分配、交换的结构形式，并倾向于关注作为商品的媒介内容和媒介受众。政治经济学认为媒介不是唯一的关注对象，它只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中发挥着能动作用。

　　他们批评文化研究的思路-声称附属的形式以及伴随而来的文化实践导致了对于文化消费而不是文化产品的过度关注，也导致了对休闲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文化实践的过度关注。这在政治上导致了权利主义的人们意识形态工具是围绕着一个劝说人们把自己看作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的努力而塑造的。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夸大了消费和日常生活的自由。

　　文化研究拒绝假设，人们是文化上的被操控者，被媒介或者资本主义所操控。但是它并不否认人们在有些时候会被操控或欺骗。文化研究相信文化至关重要，而且不能够被简单地当成统治地位的资本家的公众面前的透明形象。文化研究强调了复杂性和矛盾性，不仅仅是在文化当中，而且是在和人、文化以及权力的关系之中。

　　文化研究批评政治经济把意识形态降低为经济基础，忽视人的主动性。认为经济基础虽然可在最终状况下优先决定其他的社会活动，但各社会层面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对自主性，经济基础并不可能天生具有机械化的决定力量。例如霍尔认为媒介主要是通过文字、语言、信息等符号来传递信息的，而媒体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符号组织到一起传达某种意义，由于没有硬性规定，所以媒体的工作有一定限度的自主性。但这种自主也是一种半自主，虽然从业者可以根据自己需要、习惯组织符号，但是也需要考虑现有权力构架和社会结构限制。媒介文本是开放的，受众虽然不参与文本内容的生产，但可以进行文本的解读，从而参与构建文本意义。费斯克也认为受众才是真正意义的生产者，才是文化素材的操纵者。

　　“作品只有在阅读时才成为文本”.文化研究不仅承认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还肯定了受众的主体地位，进而认为大众与文化生产者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而不是被完全控制的。关注大众文化生产中的能动力量，大众既是支配的，又是对抗的，它是在统治阶级的努力控制和被统治阶级极力反抗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大众文化消费者不能控制文化产品的生产，可以控制它的消费。

　　三、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合作共进

　　在我们充分比较、分析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后，我们认为文化研究可以为政治经济提供有价值的经验。虽然文化研究没有忽略权力的作用，但是也没有把权力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他们认为权力存在于个人主体性、认同、集体行动之中，而不是存在于社会制度中。文化研究对于现实的后结构主义的观点仅仅局限在文本与话语的建构，没有从与政治领域的连接的角度进行研究。

　　近几年来，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文化研究学派，经过几十年的论战，双方之间都己经有所缓和。他们也意识到，由于双方的研究领域不同，所持的观点肯定不一样，双方的学者虽然在论战时互相批判，但也表达了融合和借鉴的想法。

　　例如，加纳姆提出重建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桥梁。政治经济学主张文化研究不仅要关注文本的内部，而且也要研究文本生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控制。文化研究的微观视角与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角可以结合起来从而更加有效地解释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政治学。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研究只注重文化消费而忽略文化生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生产方式对文化的限制是越来越明显的，所以，文化研究应适当引入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以此来提升自己的研究效果。而政治经济学也应该从文化研究中汲取营养，修正自身不足，不能片面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忽略人的主体性，尽量避免陷入简化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泥潭中。停止互相攻击，转而互相借鉴，是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向事业成功推进迈出的重要一步。